从武当山下来的DJ

一推开门，迎面一座供着的神龛。赵淼的工作室隔出内外两间，外间是学生练习的地方。内间围了一圈音箱、宽屏幕、唱机、混音台之类的设备。设备后面的墙上挂着黑色的八卦挂布。房间的一头挂一面黑金道旗，另一头供着菩萨，三尊金灿灿的神像列于架上，桌下一面金黄布巾，写着“道法自然”。作为一个DJ，赵淼的手机里没有音乐，只有道教经韵视频。

赵淼akaDJH2O，是年DMC世界DJ大赛（DiscoMixClub，世界最大的DJ比赛）中国赛区季军，从事DJ教学。学生们也叫他“水老师”。

他今年27岁，刚满22法定结婚年龄那天就和女朋友领了证，成家让他感到安稳。这层工作室二楼就是他的家。在家里，他像个客人，永远找不到东西搁哪儿，找双袜子都要问媳妇。一层则是他打造的专属空间，他整天整天呆在这里，练习搓盘，教学生，看电影，读道家书籍，练习视频剪辑，学习其他感兴趣的东西。他习惯重复，电影反复看，听歌循环上万遍，同一份菜可以连吃一个月。赵淼极其节俭，他最不能接受的事是打车，那是极度浪费。不过，除了旅游，他也几乎不出门，如果朋友约饭，不在家附近他一概拒绝。他对生活没有要求，每年所有收入反投于设备更新，一年十几万的投资。

两天前，他在路上捡到一块钱硬币，高兴了整整一天，晚上和媳妇炫耀，“你摸摸兜里有什么？”媳妇不以为然，他则认为这预示着好运。果然，第二天就来了个新学生。

赵淼说话时语气平和。他和我聊14岁开始学习搓盘至今的经历。聊天的背景音乐是外间学生播放的强节奏Hiphop。偶尔，一首歌到下一首歌的间歇，当家里的两条大狗也暂停躁动时，能听到屋里萦绕着轻轻的，连绵的经韵。

赵淼的工作室。摄影：小黄

赵淼的工作室。摄影：小黄

赵淼的工作室。

1

我小学看NBA和街球视频，中场音乐是说唱，又看到百事音乐风云榜介绍Eminem，于是萌发了对Hiphop文化的兴趣。那会儿Youtube还没封呢，我经常上网搜视频。后来跟家里人去买盗版DVD，我挑了一些说唱演出现场回来看。一看到台上的DJ搓盘，我就受不了了，觉得我一定得玩这个。

我家以前住在东直门附近，离外交公寓很近。我初中转学到望京的国际学校，学校里有好多老外，放学后经常骑摩托车带我，我常跟老黑一块儿打篮球。球场是铁丝网圈起来的，门口停一辆九十年代的车，车窗摇下来，放Hiphop音乐，有时有人带非洲鼓，一群男男女女坐一块儿玩。场上的人进了好球，全场人都停下来跳舞欢庆。他们打架也特逗，一边一拨兄弟，找一个岁数或块头大点儿的中间人，一大帮人到电梯跟前，中间人扶着电梯门不让关上，两边人在电梯里打架，打得鼻青脸肿恨不得弄死对方了，中间人就一脚给扽开，叫停。但是过两三天，大家又称兄道弟一块儿玩了。

我那时也穿大衣服，听Hiphop，跟他们一起玩儿，觉得那种生活特别真实，快乐。

我刚提出要学DJ时才上初中，家里不同意，但我这个人特别能攒钱，每天三块五块的零花钱和过年一两百的红包我全攒下来。大概攒了一年，我在网上找到一个住我家楼后边的DJ老师。他也就二十多岁，每天身上都是一股浓郁的香水味。他让我从迪厅放歌的CD机学起，再学唱机，其实就想挣我两份钱。我交了块学费，开始跟他学。同时学的还有一个二十七八岁年纪大点的，经常跟老师混在一起。老师看我一小孩，教的时候很糊弄，每次我练一下，他就让另一个人上。我寒假学了一个月，连头鼓都听不出来，几乎什么都没学会。

但因为见到真唱机了，我心里的火苗更旺了。我想买套机器，唱机加混音台需要一万五左右。我在网上找到一个卖家，报价比别家便宜了几百块，他允许我先付百分之十，付款送货，剩下的钱之后再交。那时我攒了点压岁钱，合计着先斩后奏，东西来了，再求家里把剩下的钱付了。我还让一个19岁比我有经验的哥哥陪我一块儿去买，到那儿交了钱，让卖家给我写了一张条。可不想还是被骗了，东西没来，再去找他，人去楼空。

我特别不甘心，就想要机器。那时我快初三了，求家里不同意，我就每次考试都交白卷，跟他们说，你给我买了我肯定好好考试。他们只好给我买了一套。中考我考上了区重点，家里挺满意。我就说，暑假没事干，你们得让我学一次唱机啊。唱机销售点在老女人街二层，正好有教学班，老师是个脏辫儿，我爸就给我交了的学费。

那会儿我天天泡在女人街二层，那个老师还卖车载CD，我从他开店就去，晚上关门才回，后来都给他盯店了。我收唱片和CD，每次淘到好的就得赶紧卖，否则下礼拜就没了。唱片贵的八十上百，便宜的二三十。我也是跟家里耍赖，让他们每天给我二十块钱，我攒够了，每礼拜去付上礼拜欠的钱。后来那儿的商户都认识我，喊我“校服”。

我在网上看得多了，发现脏辫儿老师教我的好多手法都不对。一家商户的人就跟我说，他认识中国最早一批老DJ。正好我家养的哈士奇下崽，我送了一只给店员，求他帮我引荐，也给了那个DJ老师一只。老师说，要交一万块学费，我说我真付不起，我只有三千，加上这只狗，您看能给我上多少课就上多少吧。

这老师特别没谱。有时候他让我五点来上课，我到他家敲门，没人，打电话没人接，我就在门口楼梯等着，两三小时后等来信息：“我刚没看见，今天有点事你先回吧。”我比其他学生都小嘛，大人对小孩都觉得无所谓，随便打发。上课是一对多，一人也就五到十分钟练习时间。我心里把这事看得太重要，甚至太崇高了，所以每次轮到我都特别紧张，一身汗，全身僵硬，怎么弄都不对。于是我总得不到老师的鼓励。我又战战兢兢的，有问题也不敢问。

有一次欢乐谷办Hiphop活动，老师接了活，喊我们去帮忙搬东西打杂。那天我都快累晕了，一整天不管饭也不管水，景区里一瓶水十块钱，我买不起。夜里很晚快闭园了，老师才说，你们回吧，饿了买个饭，到时候给我发票报销。我一听特别开心，终于有人报销了，平时我想吃麦当劳套餐从来舍不得买，那天我吃了两个。后来，他再也没提过发票的事，我每次去都揣着那张发票，也不敢提，直到把发票揣烂了，才给扔了。

赵淼年轻时。

2

我自从学DJ开始，变得极其节约，什么都舍不得买。我从来不在外面吃饭，即使十几块的小吃我也不吃，家里什么都有，这钱不值得花。在学校期间从没买过一次水或者零食。中午打篮球，我看一块儿打球的同学咕嘟咕嘟喝冷饮，特别爽。我就到厕所开水龙头，自来水不能喝，只能漱漱口吐了。

在别人眼里，钱就是数。在我脑子里，钱全是和唱片划等号的，十块钱大概就是一张盘的一瓣儿。我的钱全部省下来投在这上面。我们家又不是山区贫困家庭，但就因为这个，我把自己变得像个特别贫穷的人。有时候关系好的朋友买干脆面，说分你点儿。我双手捧着，他往里倒，我就这么捧着吃。其实心里感觉极其艰苦，压抑。

后来我有了一些演出的机会，在学校有点小明星的样子。我记得特清楚，晚自习时，我跟老师说，我有演出得先走了，全班同学还给我鼓掌呢。放了学他们一起去看我演出。

那时候我听说唱，朋友介绍认识了当时北京一个挺有名的说唱歌手，让我跟着一块儿演出。我特开心，搬一套巨沉的机器打车去他家排练。但演过一次以后很不舒服。那场我还帮他叫来一个玩Bbox的哥们儿，一块儿给他暖场。结果演完给我们俩一共只结了块钱，感觉像骗小孩打发要饭的。也有同学朋友非拉我给我特不喜欢的Hiphop组合做DJ。那时候小，不会说“不”。

给说唱歌手当DJ其实就是在台上划拉两下盘。美国很多DJ和说唱歌手合作，是在歌曲的前期和后期都参与制作的，是制作人的身份。在我们这儿，绝大部分HiphopDJ的工作其实就是放伴奏。我们行业里有一特别好玩的称呼，叫“开关师傅”。有时候我在台上给他们搓两下盘，MC还嫌烦呢，觉得听不清伴奏。

有演出是很有成就感的，觉得自己特别牛逼，巨膨胀。但之后冷静下来，其实自我认知更清晰了，更知道自己要什么了，觉得这么下去不是那么回事儿。

高一作业特别多，我根本不想写，就想练DJ。我跟家里说写完作业才回来，放了学，就在学校打篮球拖会儿，回来就练搓盘，练到十一二点。那一年学习成绩特别不好，会考之后，我就深刻地想了一下，我这年级中下的成绩，考大学也好不了，我家里还要负担这么多年大学学费，不如下决心学好DJ。我跟家里提出不读高中转职高，他们当然不同意。那时候没人看得起我，没人把DJ当个正事儿，也没人相信我做这个能成功。我拼命做他们的思想工作，跟他们耗，最后他们也只能接受。

我到职高选了音响调音专业。本来我玩DJ，接线、设备之类的东西就懂得挺多，学习成绩也是班里最好的，专业课主任和校长跟我聊，说学校建了个录音棚，让我去打理，允许我把设备搬过来，也不用上课，在录音棚里呆着就可以了。我最幸福的日子就来了。每天跟老干部似的，弄杯茶水，背个军挎，穿个老头鞋，到学校跟班主任打声招呼就去录音棚练。

年我参加广州办的全国DJ比赛，得了第二名，奖金四千块钱。夏天参加DMC，一下得了中国赛区第三名。之后又参加一些区域比赛，也是很好的名次。这些成绩对我改变挺大的，信心一下提升了。那时我虽然不能说是国内最棒的DJ，但已经是第一流的水平了。

那年我十九岁，从学校毕业。因为我在录音棚帮了学校好多忙，校领导就提供了几个最好的工作机会供我选择，一是最高人民法院调音师，二是外交部调音师，三是国家大剧院调音师。我正是勇气十足的时候，连想都没想一秒就拒绝了。我说，您把机会留给其他同学吧，我不想上班。

其实我当时根本没认真想过，做DJ要怎么养活自己。原来跟我一起学DJ那些大点儿的人，后来都做了夜店DJ。我高中第一次去夜店，就觉得这地方跟我不是一个世界的。

但我刚二十出头的时候也去夜店上班了，我在宁波、武汉、深圳的夜店都干过。年拿过那些比赛名次后，我去找大的夜店连锁企业谈，他们给我的待遇都特别好。我不倒班，只上晚上9点半到11点的早班，一周可以休息两天，一个月挣一万两千块钱，比其他同事好太多了。但也因此到哪儿都受排挤。总监也总是刁难我。我想放点好歌，只要稍微不那么流行，都会被扣钱。所以干得也挺不开心。最后还是回了北京。

赵淼在搓盘。

3

年我父亲去世，之后我就老觉得生无可恋，没有以前的冲劲儿了。从外地夜店回到北京后，我开始教DJ，工作不算忙，收入也还行，生活没什么难度，不好不坏地过着。

到了年，有一天，我突然不想这么过日子了。我看到那些唱机设备就烦，就像曾经的爱人结婚后变成敌人，互看不爽，她脱光了你都不想碰。我感觉我对DJ这事提不起任何兴趣。于是我把房子租出去，上武当山呆了一年。

之前我去武当山旅游过一次。那次，我买了帐篷、军包、水壶、睡袋、充气床垫，背着一大包行军用品，一步一步爬上山。有一天晚上下毛毛雨，雨水渗进睡袋里，我整个人睡在水里。早上起来看到山间云海，特别美。我在山上遇到一个道士，是个嘻嘻哈哈的老头，穿道服，盘头。他跟我表演搬腿，一抬腿就搬到耳朵边。他说，我看你挺有缘分，要不要给你介绍个师父。我说不了不了。

第二次上武当山，我在山脚下老营镇的一间道家传统武术馆报了一年的太极拳班。我发了两三千块钱快递，把机器设备都运了过去。一个人在一栋六层的旧板楼里租了一套三居室，租金一年三千五。我在客厅搭了个帐篷，每天睡在帐篷里。那三间卧室我连进都没进去过。

刚到安顿好之后，我又爬了一趟山，又遇到之前那个老道士。他说，你来啦，我还记得你，上次我跟你说的拜师的事儿，考虑得怎么样了？我当时真想了想，要不要就这么出家，后来想到我妈，犹豫了一会儿，还是算了。

学校大门进来有正院和后院，再后面是一栋长条形的四层高宿舍楼。在武馆学长期班的，一般是以后打算靠道家武术谋生的中国小孩，真正的习武之人。他们练得太苦了，每天拿藤条“啪啪啪”抽自己，身子倍儿硬朗。我虽然报长期班，但那个我真练不了。我总是跟着一个月左右的短期班练。短期班多数是外国人，什么年纪什么身份的都有。

我们每天五点半做早课，练太乙五行拳，做很慢的动作，感知天地灵气。休息一小时后，到玉虚宫上大课，四五十人，一个动作一个动作打，上午是拳，下午是脚。大课之后有一批教练讲课，可以跟着学点别的拳法，也可以打坐或者听经韵课。

我是那边一家兰州拉面馆的常客。我总是点一份炒饭，加特多香菜，八块钱，量特大，能盛出两碗。饭后去买一点水果。我专门去银行换了一堆五块钱的钞票，一天预算三十块钱，每天只能拿六张。一周下来如果有结余，我就叫个鸡，买几瓶金龙泉啤酒，找老外一块儿喝点。老外抱着一瓶啤酒能喝一晚上。他们有的是来玩的，有的致力于把道家文化带回自己的国家，有的人一年就上两三个月班，靠这点工资到处跑，生活一整年。

Brian是爱尔兰人，我有一回跟他随口开玩笑说，你教我英语，我教你中文。没想到他晚上真的不知从哪儿问到我住的地方，带着本子和笔来敲门，之后持续来交流语言，直到他回国。弹贝斯的大牛，知道我这儿有音箱，经常带着琴和效果器来玩。还有个Jeff，三十二岁，已经在武当呆了三四年，是那里唯一能说中文的老外，但一口湖北味儿。他有时跟我聊哲学。

Jeff说，他十岁左右，父母送了他一台唱机和混音台当圣诞礼物。我跟老外聊发现，在很多国家，DJ就是一个很正常很普遍的兴趣。父母送个DJ设备当礼物就跟送把吉他一样。大家聊起来，你也是DJ，他也是DJ，都不是专业的，就当兴趣爱好玩儿。

那年万圣节，我还撺掇老外一起办了一个Party。那天我把设备搬过来，大家接上卡拉OK，一边唱歌一边会餐。吃完我就开始放Dubstep。老外还特别认真地准备了节目，比如穿黑衣服在黑暗中移动，都是“超级变变变”里面那种特别逗的节目。直到被人举报扰民，我才把音乐关了。之后大家又喝了很多酒。

我在武当山耳濡目染，一年后回到北京，发现道家的氛围不知不觉已经成为我生活的一部分了。我开始主动开始看书，学习，一点点了解。道教其实是非常世俗的。一说起道士就想起捉鬼、算命、仙术，那都是刻板印象。其实道教就是希望你圆满，是很善良、入世的，让你有所为有所不为，别过分，差不多就得了。

我没有做道士。出家成为道士要经过正式的冠巾仪式，需要持戒，我觉得我做不到。不过，道教不能吃牛肉。我原来最喜欢牛肉，但信道六年来，我一口都没吃过。和媳妇去吃烤肉，我也会等她吃完，换了篦子和夹子，我才开始吃。这算我内心对这个信仰的一个展示吧。

以前我是个挺清秀的人。这几年，满脸胡子冒出来了。额头正中这儿隐隐长出一个圆形的小印子，此外还慢慢生出三道横纹，有点像甲骨文的“水”字。人都说相由心生，我在外貌上真的发生了巨大的改变。

我回北京后，老去参加法会，好多道士想收我当徒弟，我都拒绝了——缘分不到位。除了在武当山的武馆拜的师父，我没有别的师父。那个师父的缘分也不在于他教给我道家武术，而在于，正是因为拜他为师学习太极拳，我才在那儿留了下来，感受了一年那儿的氛围，随后才会主动去了解。

道家要求，到一定岁数才可以收徒弟。那年我正好赶上师父第一次收徒，许多以前的学生也回来拜师，现场有二三百人。我们几个人站一排，向师父行道教拜师礼，师父一一赐名，我的名字是赵资畅。然后徒弟给师父递个红包，师父给你个信物，一把剑或是其他东西。拜师仪式就结束了。

赵淼在武当山拜师。

赵淼在武当山拜师。

4

有一件事影响了我的整个DJ生涯。

职高那段时间，我老在音像店买店主翻录的外国资料，一般标价三十到五十。有一回他跟推荐一套一千五的正版教学盘。我咬咬牙买了。这是日本DJMIYAJIMAakaDJ宫岛的教学盘。宫岛是顶级搓盘大师，玩搓盘的DJ都知道他。我一看就惊了。他颠覆了我以往几乎所有认知。此前，我花了好多钱找了那么多老师，投入了精力和感情，最后总受到打击，破灭希望，自信心很低，感觉自己挺悲剧的。但教学盘里的宫岛，有最顶尖的技术，而且不会嫌你烦，只要电脑有电，他永远在教你。又很多年，我一直靠这套盘练习，它就是我的希望。

我一直在心底把宫岛当做我真正的老师。我在心里埋下一颗种子，有一天一定要和他结识。

我试了好多办法联系他。宫岛不太用社交媒体，从来不看Instagram上的回复，我给他留了好多言，都没回音。下山回到北京后，我继续教学的同时，做日本DJ设备的代理。我也拜托日本合作伙伴帮我联系。直到有一回，他在Youtube直播，我疯狂留言，他的一个学生看见了，在LINE上和我加了好友，我才好不容易联系上宫岛，我问他能不能去拜访，他答应了。

年，我第一次见到宫岛，特别激动，连特意带的语言翻译机都忘了拿出来用。那趟我给他带了一套道服，他立刻就穿上了。他的教学场地在一栋建筑物的四层，我们一边上楼一边交流，整个爬楼梯的过程我都觉得很像做梦。

他问我想看他现场作品吗，我当然想了。他就说，“DMC时间是六分钟对吧”，接着把计时器调成六分钟，开始搓碟的同时摁下开关。当他最后以标志性动作结束时，计时器分秒不差地响起。真难想象一个人要经过多少次练习，才可以把六分钟现场表演控制得如此精准。我既惊喜，又忍不住想起，我们中国的同行，从来没有这么严谨的态度。

宫岛教学有一整套方法和体系。他们的教学现场和我们这儿特别不同，虽然都喜欢Hiphop文化，但他们的课堂完全没有那种美式放松的感觉。轮流练习时，轮空的人，没一个聊天，都在各自默默想动作技术，还有人自己在那儿搓地毯。

这趟见面之后我又去了两三次日本，就住在他家。他给我开了几次小灶，没有一次收钱。但比起跟他学习技术，更让我感动的是，他让我觉得很亲切。曾经一个信仰似的偶像，现在和我变成了亦师亦友的关系，想想都觉得奇妙。宫岛就是那种挺开朗的老好人，和他在一起时，我们中文、日文、英文夹杂着瞎聊，一起喝酒，逛街，陪他儿子去公园玩。

我在日本的设备店，看到来店里的客人，有穿得乱七八糟的音乐人，有穿着西服的白领，也有穿着校服的学生，什么人都有。

赵淼和宫岛（左）。

赵淼和宫岛，以及宫岛的学生们。

5

年参加DJ比赛前，我就收了第一个学生，是网上认识的网友。那时我每周一对一给他上三次课，每次课三个小时，一个月只收块钱。后来他去做婚庆，我结婚时，他还来给我当司仪。

到现在，我已经教过大几十个学生了。我把日本那套很先进的技术和教学方式尽可能用于我的教学。过去三年，我每年都教出了一个地区比赛前三名的学生，他们学习的时间都只有一年，甚至不到。这让我心里感到满足。我不藏着掖着，把我的经验尽可能教给你。我不喜欢那种，你教一小时钱，我上一小时课就结束的教学。我希望我的学生愿意在这儿泡着，很多人一起练习，互相促进。你感受这种气氛，喜欢这个文化，会更努力，进步更快。

但很多学生对DJ的态度跟我完全不一样，他们目的性很强，并不是真正喜欢这个文化。我教的学生大部分是二十上下的小孩，很多人希望以此为谋生手段。有些人想参加DMC，但说实话，比赛成绩也只是做商业DJ时谈价钱的筹码。

我跟每一个找来的学生都说，真的喜欢你就学，我不保证你之后一定能从事这个行业。为此，我拒绝了至少百分之八十的客户。有人专门坐飞机来北京找我，说他就是为了去夜店挣钱。我跟他聊完还是劝他回去了。学了技术去上班没问题，但说实话，如果抱着这个目的来学，还不如去做早点摊卖鸡蛋灌饼，学习成本更低，回本也更快。学DJ难度很大，入门门槛很高，花很长时间才能练熟一个手法。你至少得练熟十个手法，能组到一起，才能搓出能听的东西，否则出来的就是噪音。不是每个人都有这份耐心。更何况，成为职业DJ还关乎形象、社交能力、机会，以及寻找机会的过程中养活自己的能力。成为职业DJ是很难的。

国内到现在对DJ都没有形成很完整的认知。DJ是DiscJockey唱片骑士的意思，只要控制唱机的人都叫DJ。这里面有电台DJ，有夜店放歌的商业DJ，有做电子音乐的DJ，有活动DJ，现在直播火了，也产生了在直播里表演的DJ。我们这种HiphopDJ玩搓盘（Scratch），传承于搓盘主义，是把黑胶唱机和唱片变成一种乐器，在原来音乐的基础上做二次或三次现场创作。

DJ这个行业起源发展于Hiphop。但在国内，百分之九十五以上学DJ的人，是从夜店接触到这个行业的，他们觉得这很酷，能泡妞，能赚钱。所以中国DJ行业发展起来的过程，跟美国起源时的状况完全不一样。原来在国内，除非某家夜店老板说得通，愿意放Hiphop，这个东西才会引入进来。

这两年因为电子和Hiphop火了，大众对DJ的认知度一下升到了波峰。但这其实也是最浮躁的时候，本来从业者水平就不高，很多人跟风参与进来，平均水平就掉到了波谷。但我觉得随着时间推移，慢慢会筛掉一些人，从业者的水平也会往上提升，这个趋势肯定会好转的。

不过，我从武当山上下来之后，就没那么喜欢Hiphop了。现在的Hiphop，每一个分支都已经一变再变，不是刚开始的样子了。过去的说唱歌词，讲述的是真实人生，讲我需要钱，我和哥们儿一起干的事儿，讲地域生活和冲突。现在大家都富裕了，那种生活就死了。Nas很早就说：“Hiphopisdead。”

在我心里，我也觉得Hiphop死了。我想起以前的生活，有种姜文电影《阳光灿烂的日子》里那种画面呈现的感觉。我想起以前跟老黑打篮球，放学去愚公移山看Section6，赶在9点前不收门票时进场，挤到最前面，衣服湿透，嗓子都喊哑了。那时特别享受那个氛围。以前我也总维护这些东西，现在我只是祭奠它。

我现在的兴趣很多，不仅做DJ，也玩VJ，对世界音乐也有兴趣，同时也学习手碟和古琴。我从山上下来后再也没有演出过。未来，等我准备得成熟了，我希望做一场融合了所有这些元素的，我自己的演出。

中国的DJ行业里，大家相互瞧不起，交流切磋很少。我很希望能做一个新的工作室，有吧台、休息区，学生来学习的时候，练几个小时，可以喝杯酒歇会儿，听听歌，彼此交流一下。那会是有点俱乐部性质的场地。我希望北京地区的DJ可以常常在这儿聚会，一起搓盘，一起玩，分享交流经验。但这都需要有很成熟的商业计划去拉资金。谁愿意把这么多钱投在一个娱乐性这么强，而且不一定能赚钱的行业里啊，想想还是特别难。

赵淼在工作室。

——完——

题图为赵淼工作室内。文中图片除署名外，均为作者提供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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